朱自振是学界公认的著名茶史专家，国内屈指可数的顶级茶叶历史文化研究权威。在近50年的茶史研究生涯中，他主要做了三件大事：发掘和整理中国茶史文献资料，论证巴蜀是中国饮茶文化的摇篮，培育茶文化研究后继人才。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，对推进茶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，赢得了世人对他的普遍尊敬。

倾力编纂历史资料

资料积累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。然而，获取丰富翔实科学的茶史资料并非易事，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，没有不甘寂寞的精神，没有献身科学的决心，没有鉴别资料真伪优劣的能力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

南京大学历史系的4年大学生活，为朱自振从事中国农业史、中国茶叶史学术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。1959年，他从南京大学毕业，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，迈入学术研究的殿堂。该研究室主任是著名农史专家万国鼎教授，当时已是花甲之年。他认为朱自振工作踏实，富有事业心，进取精神强，出于爱才、培养接班人的考虑，他与朱自振作了几次深谈，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部分茶史论著、撰写的茶学研究论文，郑重推荐给朱自振，开始具体指导和帮助他熟悉并钻研茶史。

朱自振是幸运的。在万国鼎教授的直接指导下，他在茶史研究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，协助另一位茶史研究专家陈祖椝，共同核实、补抄地方志史籍，从中熟悉和搜集有关茶史资料。后来，万国鼎教授分配他俩去完成茶史研究工作上的另一个重任，整理编撰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》。

1962年，制订国家科学发展规划时，参加会议的万国鼎提出的茶史研究课题获得批准。万国鼎在京出席科学发展规划会议的同时，朱自振和陈祖椝正好出差到北京图书馆检索、核对地方志资料。万国鼎向他们传达了会议审定农史课题的相关情况，提出“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”分上编与下编两部分，上编由陈祖架、朱自振主持编撰，搜集经史子集和笔记、杂考中的茶叶资料，下编则由朱自振、陈祖椝主持编撰，搜集地方志中的茶叶资料。这样分工便于通力合作又各有侧重，加上陈祖椝比朱自振年长许多，在茶史研究中利于实行“传帮带”。可见，万国鼎对朱自振在茶史研究这项工作中寄予厚望。

朱自振与陈祖椝在北京图书馆检索地方志的过程中，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茶史资料线索，提出将其全部查抄下来，汇成专册的设想，得到万国鼎教授同意。于是两人便在北京和其他几家大图书馆夜以继日地进行抄录。朱自振争分夺秒，他总是每天一早出门奔往图书馆，抄一个上午，饿了，中午就在附近的小摊上吃点面条，下午接着继续干，晚上回到招待所还要忙碌两三个小时。由于超负荷地工作，他的腿脚浮肿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对此，他全然不顾，只知埋头苦干。他甚至心甘情愿地被“锁”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一个多月，赶抄茶史资料。这里书库调书，搬进搬出工作量很大，朱自振一个人实在担负不起。该馆工作人员见此情景，就照顾他直接进库查抄资料。但午休时，图书馆要闭馆，午休这两个小时不利用起来，实在太可惜了。他找有关领导商量，取得特许，继续留在书库抄录茶史资料。他每天自带干粮，喝点自来水，中午自愿被“锁”在书库内。这一锁就“锁”了一个多月，“锁”得朱自振胃炎发作，头昏眼花，时不时还恶心、呕吐，可是令他感到高兴的是，茶史资料取得了意外收获。

北京查抄茶史资料旗开得胜，朱自振马不停蹄地转战天津、上海、杭州、宁波，从这些地方所藏的地方志书中，查抄到更为丰富的茶史资料。1963年5月前后，茶史资料的检索和补抄工作基本完成。在万国鼎教授的指点下，陈祖椝和朱自振开始编撰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·上编》，不幸的是，该年万国鼎教授突患病谢世。朱自振遵循万教授生前的教诲，誓愿终生从事茶史研究工作，努力完成其未尽事业。

朱自振和陈祖椝本想尽快编就这两部茶史书稿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1964年初春，朱自振被调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（“四清运动”），编撰工作被迫中断。1965年年底，经加班加点，编成了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》上编并下编的初稿，并立即寄交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审查。在那场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送审稿自然惨遭查封之厄运。

1976年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朱自振首先想到的就是将早年送审的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》上编与下编两部初稿重新加以整理和补充。该年陈祖椝不幸病逝，两部书稿的重新校注和增补工作落在朱自振一人身上。1981年，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上编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》，1991年，东南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下编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》。历经近30年，这两部书稿的出版，了却了三代茶史研究人员的心愿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

1995年，退休后的朱自振继续整理茶史资料。他在香港城市大学作客座研究员的时候，对中国历代茶书进行全面搜集，潜心校勘，撰写题记，校加注释，奠定了《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》一书的基本面貌。

论证巴蜀茶源

科学研究是学者的生命，是全部价值的主要体现。朱自振是茶史研究方面的“稀缺资源”，是国家认定的存世不多的园艺类科学技术专家，他几十年如一日，在茶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，作出了突出贡献。他一生著述颇丰，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4种资料书外，还有《太湖地区农业史稿》、《中国茶酒文化史》（合著）、《茶史初探》、《农业通史》（参编）、《中华茶叶五千年》（参编）等，发表论文100多篇。他在茶史研究方面建树颇多，提出过许多论见，其中最突出的主张则是巴蜀是中国饮茶文化的摇篮。

朱自振考证认为：先秦之时，巴蜀乃是两个部族或国家，一个由巴人血统形成的巴族（巴国），一个则是由蜀人血统形成的蜀族（蜀国）。现今重庆一带，即是巴族聚居的领域，而现今成都一带则是蜀族聚居的领域。这两个部族，都并非当地的土著。相传“蜀人和黄帝族同源，是由甘青山地沿横断山脉南迁的羌族的一支。巴人祖居‘湖北清江流域’，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世本》说，‘巴郡南郡蛮，本有五隆……皆出武落钟离山。’钟离山，亦名留难山，位今湖北长阳县境内；其中巴姓的一支，就是由这里沿大溪移居川东的。巴族、蜀族移居巴山蜀水以后，他们和原先居住在这里的一些氏族，住相错，行相仿，交相融合，产生或形成了一种巴蜀文化。”这种由古代形成的巴蜀文化之中，自然就包括饮茶文化在内。

朱自振从1959年大学毕业后，茶史研究一直伴随着他走过了数十年的漫长岁月。退休之后，他依然在茶史研究领域中笔耕不辍，探索不止。他学术生命仍然十分旺盛，国内的重要茶文化会议，经常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，日本京都大学的学术报告讲坛上，留下了他智慧的声音，香港、澳门的学术交流活动中，记载了他的足迹。如今年愈花甲的朱自振，尽管体弱多病，但在茶史探索之路上的奋斗精神却不减当年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：“我愿为中国茶叶历史文化奉献终生！”

培养后继人才

人才培养是学术传承的主要途径，是学术繁荣的重要前提。朱自振深知，单靠少数精英式的专家学者，是不能迎来茶史研究领域的繁花锦簇的。他在奋力开拓茶史研究的同时，多了一项重要工作，这就是精心培养硕士、博士这种高层次的茶史研究专门人才，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。

他教育学生，做学问一定要老老实实，切忌浮躁、浮夸，更不能走歪门左道。他认为，高层次的茶史研究人才，必须眼界开阔，能够走出国门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。为此，他经常带研究生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，让他们能够与顶级专家一起加强交流，便于学习。

如今，朱自振悉心培养的学生，已成为茶史研究领域的生力军，有些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专家。王利华，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，是朱自振指导的硕士研究生。章传政，安徽农业大学茶文化研究所业务骨干，朱自振指导的第一位博士，他被评为优秀博士……

朱自振还有不少“编外学生”。近年来，茶史茶文化研究方兴未艾，许多年轻人慕名而来，请求朱自振加以指点。对此，他一概来者不拒，有求必应，视同己出，为此花费的时间、精力难以估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