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时期，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下设富华公司，专门负责茶叶的进出口业务，先由该会评定市价，而后将全国茶产全部收购，集中于香港，以便分配输出。此制度设施后收效很大，因此虽然在战争时期，交通时有阻碍，而茶叶的输出反而比1938年和1937年有一定的增加。如1939年，茶叶总输出额为33054085元，1938年同期为30787274元，1937年同期为30661711元。1938年8月份的输出，竟达6823434元之多。同时，1939年，浙江、江西、安徽国统区的茶叶获得大丰收，突破往年的纪录。据贸易委员会统计，仅休宁、婺源、歙县三处，1939年产量就达16万箱，出口11万箱，不仅产量比往年有增加，输出数量以地区而论，也超过了往年的数目。

    苏联本是茶叶主要销售区，在1939年的销售量比往年更多。抗战爆发后，货物出口都在香港，国际茶叶贸易也集中在那里。因为广州沦陷了，转口业已经转道到温州、广州湾等地。据统计，1939年转往苏联的茶叶，共值1500万元之巨，比往年增加了2至3倍。

    为了扩充植茶，改进茶技，增加生产，国民政府经济部任命中国茶叶公司负责此事，并制定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4省为茶区。经该公司分派技术员实施调查后，决定先在云南划一茶叶实验区，成立“云南茶叶改进所”，在愿宁（今宁洱县）设立制茶检验厂，将云南的普洱茶改为生产红茶和绿茶，向海外各地区推销。

    云南茶叶改进所成立以后，富滇、中国、交通、农民四个银行合组成立贷款团，1939年暂定国币100万元，实施各项改进计划。至于运输交通，政府开始修理愿保支路，以接通滇缅路而利运输。茶技人员，由各战区的茶农、茶工调往，此事不但有利于增大华茶出口，且寓救济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浙江等地难民于生产事业中，为此，赈委会也拨款10万元协助其进行。

    福建、江西、安徽、浙江4省，为管理本省茶业生产起见，均设立了茶产管理处，分别对本省的茶叶生产销售进行改进，并作通盘的计划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：一是废除了中介商人的盘剥；二是办理各茶号的贷款业务；三是派人监督制茶；四是管理茶叶的运输；五是办理茶叶出口；六是统筹茶件运输。

    对于各省茶叶，如符合外销的，各省茶产管理处均指定区域集中，装外轮运送到香港，交富华公司销售。富华公司则特设浙茶、闽茶、皖茶、赣茶等部门，专门负责运销事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