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国后武夷山对外出口贸易的正山小种红茶包装箱

武夷山《郎氏族谱〉中记载了海禁初弛闽茶对外贸易的历史背景

   茶是八闽天产，它的贸易，不仅从内陆北行，形成了南茶北销的陆上茶叶之路，还借助闽海的地理优势，通过口岸通向海上贸易的异邦。福州、泉州、漳州、厦门，这些沿海港口，曾经见证了海上茶叶之路的历史。

   早在唐五代时，闽王王审之的侄子王延彬，在担任泉州刺史的数十年间,就关注到外国商人在福建沿海走私的船只，“多发蛮舶,以资公用,惊涛狂飚,无有失坏,郡人借之为利。”而福建沿海的渔民也从中懂得了航海商贸的好处。

   到了宋代，泉州与海外之岛国保持海运往来的有36个。1087年，朝廷在泉州设置福建路提举市舶司(简称市舶司)，“掌蕃货、海舶征榷、贸易之事，以徕远人，通远物”。中间几经撤并废复。1277年，元军占领泉州后，恢复市舶司，改称泉州市舶提举司，对海上贸易更加重视。元朝沿袭宋代管理海上贸易的做法：“凡江、浙、闽、粤滨海之地，与外蕃互市，以市舶官主之，大抵因宋之旧法”。

   “海船多漳、泉商贾，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、漳纱、剪绒、纸料、烟、布、草席、砖、瓦、小杉料……泉州则载磁器、纸张；兴化则载杉板、砖、瓦；福州则载大小杉料、干笋、香菇；建宁则载茶……”由此可见，闽江上游的建溪，也成了对外贸易的黄金水道，建州的茶叶，通过民船装运，顺建溪而下，集贸于泉州、漳州、福州。

   闽南与闽北，都是产茶之区。武夷茶商利用小型木船，把武夷山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输往沿海泉州、漳州，与番舶洋商进行贸易。

   明清时期，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成为乌龙茶的最主要集散地。据美国人威廉·乌克斯《茶叶全书》记载：17世纪，茶叶由荷兰人输入欧洲。1602年,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。1607年,他们从澳门运载若干茶叶至爪哇，这是西方国家记录的“从东方起运茶叶至欧洲的最早记录”。而一直到1689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才有从厦门输出茶叶的第一次记录。 很长一段时间，泉州是乌龙茶的最主要集散地，因此茶叶外销必须从泉州起运。

   宋元时期，随着泉州对外贸易的繁荣，陶瓷业也发展迅猛，达到了空前的程度。从沿海到山区，窑烟四起，遍布城乡。由于宋时崇尚斗茶之风，故除了必需提供优质的茶叶之外，还需要有最适于斗茶所用的茶具。位于闽江上游的建州，宋时的北苑贡茶、武夷山御茶已享誉海外，随之著称于世的还有建盏。建盏又是当时斗茶最佳的茶具珍品，建盏亦随武夷岩茶漂洋过海。

   泉州的海上贸易发展，也促进了港口民众信仰的活跃，特别是航海出航的祈安仪式。在泉州东门外的圣墓旁，曾立有一块高约一米，宽约半米，厚约十厘米的“郑和行香碑”。碑属石刻，碑文极简炼：“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，永乐十五年（1417年）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，望灵圣庇佑，镇抚蒲和日记立。”这块碑虽然字数不多,却是地方官蒲氏对郑和下西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：1417年，郑和开创了举世闻名的下西洋远航之路。

   郑和船队从长乐启航出海，五月经过泉州时，地方官在此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出航求安仪式。

   泉州籍茶商为扩充乌龙茶货源，深入武夷山岩茶产区，与茶叶场主预约付定金，或承包当年山场所有茶青，自己雇请制茶师，按照指定的岩茶质量标准，日夜监制。制成精茶后，再通过建溪水运，随波逐流到福州沿海，将茶货发往福建沿海的福、泉、厦、漳一带的商户。

   《泉州文史资料》称：“泉籍张伟人于1930年以三万银元购得慧苑岩茶园后，得意地向族人说得此可安天下矣！”此外，他还于1920年后获得碧石岩、竹窠岩、幔云岩、弥陀岩等处的岩厂包销权。控制了“武夷茶”货源，占漳州茶叶市场货源的60%。

   来自泉州的茶叶采购商，也有与当地茶农合办茶庄的。在林馥泉《武夷茶叶之生产及运销》一书中，收录了与泉商相关的茶庄数量占当时茶庄之首，比如惠安人开办的集泉茶庄、漳州及厦门人创办的泉苑茶庄、泉馨茶庄、泉发茶庄、泉顺茶庄等，都是由泉商出资在武夷山开庄的茶行。泉苑茶庄后分为两家：瑞泉茶庄和瑞苑茶庄，都是清末在武夷山经营岩茶较为成功的茶商老号。

   福州也是重要的茶叶贸易港口。海禁解除后，大量的武夷茶也通过民船载运，送到福州港。因为福州港的重要性，明王朝管制得极严，朝廷甚至将此港设为造船基地。《闽中记》云：“和造舟时，贸易如云。”以福州为闽江出海口的长乐，受到了朱元璋的关注。明朝从立国起一直实行“海禁”政策在此得到了松弛。海禁政策实际上只是对私舶而言，明朝前期，官方经营的海上朝贡贸易船只，就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
   闽海口岸，得天独厚。闽茶通过内地溪流，汇于江海，形成了强大的闽茶外销阵容，而来自武夷岩茶数量，亦为数不少。据厦门口岸海关的一些资料得知，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间(1858-1864年)，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达1800-3000吨，由于当时闽北、闽东的茶叶大多从福州出口，故一般认为，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产自安溪。仅光绪三年(1877年)一年，英国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就高达4500吨，其中安溪乌龙茶约占40%-60%。闽茶通江达海，汇入海上茶叶之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