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73年(清同治11年)，台湾乌龙茶蓬勃发展，五家洋行在台北争购乌龙茶，使台茶售价节节升高，每60公斤乌龙茶从15元跳升到30元。当时台北一般茶商，莫不利市三倍，因而刺激各地之茶农，更加努力增加茶叶生产，开创了乌龙茶的黄金年代。据连雅堂先生所著《台湾通史·农业志》中：“夫乌龙茶为台北独得风味，售之美国，销路日广，自是以来，茶业大兴，岁可值银二百数十万圆，厦汕商人之来者，设茶行二三十家，茶工亦多安溪人，春至冬返，贫家妇女拣茶为生，日得二三百钱，台北市况为之一振。”

　　1881年(清光绪7年)，台湾乌龙茶遭受世界茶业不景气影响，再加上台北之五家洋行认为台湾乌龙茶价格昂贵，无利可图，乃中止收购，致使乌龙茶有行无市，陷于困境，号称清代乌龙茶业之“碰壁时代”。当时，台北一般茶商，鉴于乌龙茶之市况，日趋不景气，于是迫不得已，将台北大稻埕一带之滞销乌龙茶，大部分运往福州，改制“包种茶”，普通称为“花香茶”。而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吴福源先生，亦渡海来台，独资经营“源隆号”茶庄，开始制造这种具有花香的包种茶，此为台湾乌龙茶改制包种茶之由来，台湾从事包种茶制造之先声。不久，泉州府安溪县的商人王安定、张占魁两人合办“建成号”茶庄，从事经营包种茶之贩卖。包种茶在台湾也就渐渐与乌龙茶并驾齐驱了。

　　清代台湾经营茶业者，设馆收购茶叶，称“茶馆”，茶馆的重要地位仅次于茶农，盖以当时台湾之茶馆，不单为毛茶的收购者，而且也是加工精制者，负责毛茶的收购再行 加工精制，也经营外销箱茶的制造。茶馆又分两种：一为从事乌龙茶的茶馆称“番庄”;一为从事包种茶的茶馆称“铺家”;另外，兼营乌龙茶和包种茶的茶馆，称“乌龙包种茶馆”。